论语孟子选读修养的境界
01、【原文】1·4 曾子曰:“吾日三省(多次地反省)吾身。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(诚)乎?传不习乎?”
【译文】曾子说:“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,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?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?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?”
【评析】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,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。而本章所讲的自省,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。在春秋时代,社会变化十分剧烈,反映在意识领域中,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,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。于是,曾参提出了“反省内求”的修养办法,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,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。《论语》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,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,进行自我批评,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,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。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,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。
02、【原文】6·11 子曰:“贤哉,回也,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(经得起,忍受)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,回也。”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!一箪饭,一瓢水,住在简陋的小屋里,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,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。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!”
【评析】本章中,孔子又一次称赞颜回,对他作了高度评价。这里讲颜回“不改其乐”,这也就是贫贱不能移的精神,这里包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,即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为了自己的理想,就要不断追求,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。
03、【原文】6·29 子曰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(副词。恐怕,大概)至矣乎!民鲜(少)久矣。”
【注释】(1)中庸:中,谓之无过无不及。庸,平常。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中庸作为一种道德,该是最高的了吧!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。”
【评析】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,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,这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。《论语》中提及“中庸”一词,仅此一条。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,也是一种德行,而且是最高的德行。宋儒说,不偏不倚谓之中,平常谓庸。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。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,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,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。中庸又称为“中行”,中行是说,人的气质、作风、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,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,互相补充。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。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,这种状态是相对的、暂时的。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,并概括为“中庸”,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。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讲中庸,讲调和,就否定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,这是应当明确指出的。
04、【原文】7·3 子曰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(学习探求),闻义不能徙(徙移而从),不善不能改,是(代词,这些)吾忧也。”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(许多人)对品德不去修养,学问不去讲求,听到义不能去做,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,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。”
【评析】春秋末年,天下大乱。孔子慨叹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,对此,他万分忧虑。他把道德修养、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三个方面的问题相提并论,在他看来,三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,因为进行道德修养和学习各种知识,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“不善”,只有这样,修养才可以完善,知识才可以丰富。
05、【原文】7·37 子曰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”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君子心胸宽广,小人经常忧愁。”
【评析】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。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,悬于室中,以激励自己。孔子认为,作为君子,应当有宽广的胸怀,可以容忍别人,容纳各种事件,不计个人利害得失。心胸狭窄,与人为难、与己为难,时常忧愁,局促不安,就不可能成为君子。
06、【原文】9·28 子曰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到了寒冷的季节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。”
【评析】孔子认为,人是要有骨气的。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,他就像松柏那样,不会随波逐流,而且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。孔子的话,语言简洁,寓意深刻,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
07、【原文】12·4 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: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:“不忧不惧,斯谓之君子已乎?”子曰:“内省不疚,夫何忧何惧?”
【译文】司马牛问怎样做一个君子。孔子说:“君子不忧愁,不恐惧。”司马牛说:“不忧愁,不恐惧,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?”孔子说:“自己问心无愧,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?”
【评析】据说司马牛是宋国大夫桓魋的弟弟。桓魋在宋国“犯上作乱”,遭到宋国当权者的打击,全家被迫出逃。司马牛逃到鲁国,拜孔子为师,并声称桓魋不是他的哥哥。所以这一章里,孔子回答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君子的问题,这是有针对性的,即不忧不惧、问心无愧。
08、景春曰: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?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。”
孟子曰: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?子未学礼乎?丈夫(指男子)之冠也,父命之;女子之嫁也,母命之,往送之门,戒之曰:‘往之女家,必敬必戒,无违夫子!’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;得志,与民由(遵循)之(大道。即儒家倡导的“义”);不得志,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【译文】景春说:“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?发起怒来,诸侯们都会害怕;安静下来,天下就会平安无事。”
孟子说:“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?你没有学过礼吗?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,父亲给予训导;女子出嫁的时候,母亲给予训导,送她到门口,告诫她说:‘到了你丈夫家里,一定要恭敬,一定要谨慎,不要违背你的丈夫!’以顺从为原则的,是妾妇之道。 至于大丈夫,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,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,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。得志的时候,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;不得志的时候,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。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,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,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。这样才叫做大丈夫!”
【读解】景春认为公孙衍、张仪能够左右诸侯,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,“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,”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.孟子则认为公孙衍、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、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,没有仁义道德的原则,因此,不过是小人、女人,奉行的是“妾妇之道”,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?
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,只是通过言“礼”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,由此得出“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也。”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古人认为,妻道如臣道。臣对于君,当然也应该顺从,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,如果君行不义,臣就应该劝谏。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,妻子固然应当)顺从丈夫,但是,夫君有过,妻也就当劝说补正。简言之,应该是“和而不同”。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,才是不问是非,以一味顺从为原则,实际 上,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。
可见,“妾妇之道”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,而实实在在就是“小老婆之道”。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,对公孙衍、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。
遗憾的是,虽然孟子对这种“以顺为正”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,但两千多年来,这样的“妾妇”却一直生生不已,层出不 穷。时至今日,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,“妾妇”难存,但“妾妇 说”却未必不存,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。
怎么办呢?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。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” 怎样做到? 那就得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。”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。这样做了以后,再抱以“得志,与民由之;不得志,独行其道”的立身处世态度,也就是孔子所谓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,”(用我,我就去干;不用我,我就隐藏起来)(《论语·述而》)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(《尽心上》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。
孟子关于“大丈夫”的这段名言,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,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,成为他们不畏强暴,坚持正义的座右铭。
直到今天,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,似乎仍然可以听到他那金声玉振的声音。
09、孟子曰:“舜发于畎亩之中,傅说举于版筑之间,胶鬲举于鱼盐之中,管夷吾举于士,孙叔敖举于海,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若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(通过……来)动心忍性,曾(曾:同 “增”。)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(衡:通“横”,指横塞。)于虑,而后作;徵(征:表征,表现。)于色,发于声,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(拂,假借为“弼”,辅佐)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”
【译文】孟子说:“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,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,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,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,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,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。所以,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,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,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,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,使他备受穷困之苦,做事总是不能顺利。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,坚韧他的性情,增长他的才能。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,然后才能改正错误;心气郁结,殚思极虑,然后才能奋发而起;显露在脸色上,表达在声音中,然后才能被人了解。一个国家,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,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,往往容易亡国。由此可以知道,忧患使人生存,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。”
【读解】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、傅说、胶鬲、管仲、孙叔敖、百里奚六人。其实,为人所熟知的,还有姜子牙的故事。所谓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……”云云,成为《孟子》最著名的篇章之一,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,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。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 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,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。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。
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,是要求我们“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。”(《快乐的科学》)因为,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。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,太史公说得好:周文王被拘美里而演《周易》,孔子困陈蔡而编《春秋》,屈原遭流放而赋《离骚》,左丘明失明而写《国语》,孙胺脚残而著《兵法》,吕不韦迁蜀地而出《吕览》,韩非子被秦国囚有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,《诗经》三百篇,大多都是发愤所作。(《史记·太史公 自序》)之所以如此,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,心气郁结,奋发而起,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。至于死于安乐者,历代昏庸之君,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,其例更是不胜枚举。所以,对人的一生来说,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。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。因此,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,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:“一切都经历过了,一切都过来了!”这样的人生,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,没有经过什么磨难,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,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?
(据李泽厚《论语今读》、徐志刚《论语今译》、苏教选修《论孟选读》等整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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